一是土地使用权审批瑕疵的赔偿。

（2）对于数据控制者、处理者的数据处理活动记录义务，一般不适用于雇员数少于250人的企业或者组织，除非另有法定情形要求。4.简单的结论 正是因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上述各种特殊性，使个人信息保护已经迅速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有独立的法律渊源、程序设计、制度配置、执法机制、交流平台等，甚至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复合型知识结构的职业共同体和不同于传统的隐私权保护的话语体系。

必须根据每项权利本身的运行规律，由环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障法、行政许可法等单行法界定其权利边界，设计权利保障机制，再由民法、行政法、刑法进行相应的衔接，对侵害权利的行为进行制裁，构成完整的权利保障体系。这个时期，就法律保护的客体而言，已经从过去的诉讼程序权利进入民事实体权利的领域，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都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实体权利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确认了隐私权的民事权利地位。正如王泽鉴教授指出的，不同国家与地区隐私权首先都是作为基本权利加以确认，然后再从民事侵权法上加以衔接，而不是像我国一些民法学者所主张的民法上先确认个人信息权，再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个人信息权作为信息主体对抗信息控制者信息处理行为的新型公法权利，必须有法律依据，并由法律对具体权项进行列明。个人数据应该与它们将要被使用的目的和该目的所必要的程度相关，个人数据应该精确、完整和被保持为最新状态。

这样可以通过立法范围划分，由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定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由民法典确定民事责任，实现两部法律的衔接。从权利法定原则出发，从文本解释看，个人信息保护显然不能说是一项权利，只能归入《民法总则》第3条所规定的其他合法权益。⑥参见《国朝典汇》卷3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4-3187页。

权大于法、以言代法是古代监察法的突出问题。监察法也成为皇帝打击权臣、排斥异己的工具。赋予监察委员会调查、询问、搜集证据等权力，并要求相关单位对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行为和要求予以配合，这些制度性设置以监察权力的权威性促进了其独立性。新时代监察制度积极贯彻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各项要求，有效减少甚至克服了这些局限或不足，提升了监察效能。

君主昏庸、政治腐败、宦官弄权时，常常因言获罪，甚至遭遇杀身之祸。另一方面，监察机关办理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监察机关、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25)。

宋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元置行御史台、提刑按察使司、肃政廉访司。唐太宗对此有明确说明。这就实现了对异体监督思想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整体上提升了监察制度的效用。汉哀帝时期，傅太后多有不法，执金吾毋将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汉书·毋将隆传》)。

(16)《〈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第59页。再次，增强地方监察委员会自我监督。张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第二，增强监察体系合力。

但古代监察法律存在着人治性、偶然性、模糊性等问题，制约着监察制度作用的发挥。因而，从整体上而言，以古代纠察百官思想为指导，所建立起来的监察制度，根子上就埋藏着效能低下的诱因。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要求，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双规措施(20)，还进一步强调，要制定同监察法配套的法律法规，将监察法中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具体化，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规体系(21)。行政权与检察权重叠交叉之弊尤甚。

其一，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目的。以史为鉴，还可以明确新时代监察制度对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影响。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有些皇帝生性暴戾、好事杀戮，监察体制则成为其鱼肉百姓、滥杀无辜的工具。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秦汉时期，这些思想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地方台鉴官员多为利益牵绊，意听不欲，即行弹劾。因而，更好的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监察制度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联系与区别，扬长避短，革故鼎新，对做好新时代监察工作有重要意义。

但监察法的效用受到诸多负面因素影响。增强地方监察权力的独立性，加强权力本身的监督，是避免上述弊端的重要举措。

二、新时代监察法规对古代监察法律的创新 为了确保监察制度的运行，古代形成了涉及监察的律典、诏令以及专门性监察法规，并对监察法的实施也作出了制度性设置，为新时代监察法规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实行监察官制度，从思想素质、业务能力方面严格选拔。

新时代监察制度积极借鉴其合理经验，同时以监察体系的长效性、有机性、系统性，以监察法律的合理性、实效性、权威性，以监察思想的民主性、民本性、科学性，尽力减少甚至克服古代监察制度之弊病，不断提升监察效能。⑦《宋会要辑稿·刑法》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因而，台鉴官员的权力行使受控于皇帝。关 键 词：新时代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借鉴和创新 标题注释：本文系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学术规范研究(2017XCB005)阶段性成果。

三、新时代监察思想对古代监察思想的扬弃 监察思想影响监察制度的属性、目的、原则，进而影响其最终效用。为帝王计而不是为百姓计的目的决定了纠察的标准是以忠于上、服从于上为善，而不是以秉公为民为善。

在监察形式方面，形成了调查、留置、问责、巡察、移送检察和司法机关等形式。新时代监察思想奠立在人民民主思想之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彻底摒弃了监察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因而也在根源上消除了监察效能低下的成因。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根本目的是巩固王权、维护封建统治，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西汉时御史中丞升为御史台最高长官。

法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及时将公众诉求上升为法律准则。这一思想是支配古代监察制度的核心思想，也是封建专制下监察制度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重要成因。与此同时，古代监察制度围绕着皇权的巩固和维持而形成，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很多职位因人而设、因人而异，监察官员滥用权力、排斥异己、官官相卫等弊病始终难以消除，人治中的主观性、利益性、偶然性大大降低了监察效能。地方台鉴官员由于受地方长官和上级台鉴官员的双重掣肘，极易沦为中央官员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容易为了自身利益，与地方官相互勾结。

唐朝重视监察官的选任。因而，专制主义作为古代监察制度难以逃脱的宿命，贯穿于各个环节，注定了监察效能的低下。

同时，还形成了以监察、言谏、封驳为基本内容的权力监督机制。地方势力的膨胀不同程度地削弱中央政权，不仅导致了地方长官的专权，还破坏了监察体系的平衡，使整个监察制度的效能大为降低。

凸显地方监察委员会作用，使之与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并列，赋予地方监察委员会对所辖区域以应有监察权限。新时代监察制度构建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